六十年代的台湾乐坛由于版权法的不健全，很多唱片公司可以随意翻版国外的唱片，真正投资本土音乐的人在当时少之又少。60年代初，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并管制台语歌谣，使得本土音乐发展归于停滞的边缘。年轻一代已日益习惯于聆听外来旋律，本土文化的印记已经渐渐在外来文化面前磨灭殆尽。60年代末期，台湾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词曲刨作者，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奴与左宏元。他们对于本土原创作品的关注和努力，在当时倍受音乐界的瞩目。本土创作上的起步，带动了一批歌手的发展，姚苏蓉、邓丽君、凤飞飞、甄妮、崔苔菁。我只知道邓丽君和甄妮都是当年风光一时的歌手。此外像当时集创作演唱于一身的刘家昌更是备受歌迷们的喜爱。《云河》、《月满西楼》、《爱的路上千万里》均是当时深植人心的佳作。
虽然本土创作有了起色，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无所突破。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廓怨妇仍然是当时创作的主题。所以在无奈之余，70年代初乐坛上依旧流行翻唱西洋歌曲风，像黄露仪（黄莺莺）、苏芮这两位我都还认识，因为苏芮和王杰合作过一首《梦醒的我》均是当年翻唱中的佼佼者。
1976年的冬天，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上投掷可口可乐，并激愤地喊出“唱自己的歌”。很多的人以此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以其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在国语乐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作品在词方面，大量采用了当年颇受欢迎的现代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为了能更突出作品的现代感，杨弦借鉴了大量的西洋乐器在作品中，并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国语作品陈旧的刻板主题，使得作品更加简单平实、朗朗上口，融汇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形式。这些作品当时通过在各大民歌餐厅演唱，深受歌迷们的喜爱。
1976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会上所推出的几首新作均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辑也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由于当年台湾当局所实行的“戒严令”，任何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与责难。专辑推出后，虽然受到了歌迷们的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音乐保守人士的指责，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争论风潮。当时各大报刊乃至学校纷纷举办各项活动，来探讨这种被杨弦标榜为“中国现代民歌”的音乐风潮。有人甚至指出：“这种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的创新。对于这场七十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在他的影晌下有更多的对音乐抱有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的创作中，涌现出了侯德健、罗大佑、叶佳修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
真正使得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的，恐帕还要归功于1977年——1980年所举办的四届金韵奖民歌大赛。1977年新格唱片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在台北诞生，从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加之新格公司所推出的一系列金韵奖合辑，迅速扩大了民歌运动的波及面。愈演愈烈的民歌创作风，在当时的校园中尤为突出：“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它轻声弹唱”，成为七十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南坪晚钟》等歌曲，都曾在校园中风靡一时。小弟这时候才几岁，没听过这些了，可惜。
新格是民歌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唱片公司。七十年代初，当一般唱片业者并未意识到民歌已日渐成为一种音乐发展方向时，新格是首家通过商业方式包装、发行、宣传民歌的唱片公司。
齐豫1978年参加金韵奖大赛，立即被新格招至旗下。1979年推出的首张专辑《橄榄树》，在当时，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独特的诠释方式，均表现出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李泰祥亦是流行乐坛上的“独树一帜”，他与齐豫的合作，在民歌时代创造出一派全新的唯美艺术派曲风发展万向。
1980年，李建复在新格旗下所推出的专辑《龙的传人》，把新格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顶峰。1979年底，由于中美建交，加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台湾 “政府”急切地寻找一种方式来安抚社会上一片紧张的气氛。1979年底，当时著名的词曲作者侯德健创作出了歌曲《龙的传人》，当他在演唱会上首次发表这首作品时就受到了乐迷和官方极大的重视。所以，歌曲自“降生” 那一刻起就被镀造了一个政治的光环，从而形成了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流行风潮。一时，各大传媒争相播放，甚至“中影”都拿它做电影主题曲。但不久后，随着歌曲作者候德健的“叛逃”，作品旋即被通牒为禁歌。除了上面提到的齐豫、李建复的作品外，包美圣、杨耀东、王海玲、王梦麟、施孝荣、郑怡、马宜中、王新莲、木吉它合唱团等歌手，均在民歌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海山唱片在民歌运动中的作用虽然远不如新格强大，但它在那个时代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海山派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由他们一手捧红的女歌手蔡琴。早在专辑《出塞曲》推出前，她的作品《恰似你的温柔》就早已在乐上深植人心。《出塞曲》中，一曲由刘家昌创作的《庭院深深》，更是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充分确立了她在流行乐坛上的重要地位。海山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在民歌时代极为著名的创作型歌手叶佳修，由他词、曲、主唱的首张专辑《叶佳修》，在民歌时代首开了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作品中，他以往所标榜的“乡村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赤足走在田埂上》、《思念总在分手后》老觉得歌名就是《分手总要在雨天》；）、《乡间的小路》等作品均在歌迷中广为传唱。此外，海山所推出的合辑《民摇风》也在当时具有着强烈的影响力。
当时，除了上述的新格海山外，以歌林为代表的一批小型公司也纷纷致力于民歌歌手的发掘。歌林捧红的凤飞飞，芮河推出的陈淑桦这个人的歌也听过，好像和成龙合唱过吧，宝丽金的刘文正、综一的黄仲昆、王振敬股份公司的费玉清，以及陈芬兰等都在民歌时代有着极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台湾的台语乐坛出现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陈达。他致力于台湾传统歌摇的发掘，突出作品的乡土气息，并把现代民歌的机制引入到台语作品中。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由他创作的一曲《思想起》。但这种风气无疑与乐坛的流行趋势相去甚远，因而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陈达在七十年代曾两次去台北，第一次树立了他文化标本的地位，第二次却被当作浪人关进了游民收容所。
1981年：崛起
1981年，伦敦《欧洲金融杂志》报道：八年来，台湾在全世界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成就名列第一。经济的腾飞，加之乐坛在短短数年间极度地膨胀，加大了台湾国语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的发展。
现代民歌经历了七年的发展后，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难发觉它所面临的困境。单一的音乐路线，无疑在此时为民歌敲响了警钟。对于新一代的民歌继承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来扭转这一现状。在这一行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就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健复所组建的"天水乐集"工作室。"天水乐集"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事实上"天水乐集"仅推出了两张作品 ：李健复《柴拉可汗》；李健复、蔡琴《一千个春天》，即宣布解散，但这两张作品却可堪称是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之作。
1981年，齐豫沉寂一年多后在转投到了拍谱唱片旗下，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齐豫在声音方面的处理上，则更加趋于成熟与细腻，被乐坛一致评价为台湾的" John Beaz"。金韵奖合辑中以一曲"归人沙城"而走红的施孝荣，81年推出了首张专辑《施孝荣》。专辑中另一首由许乃胜作词，苏来谱曲的作品“中华之爱”在当年可谓好评如潮，年底一举夺得了金鼎奖最佳作词、作曲及演唱三项大奖。81年，杨芳仪、许晓菁共同推出的《听泉》专辑，则在民歌的后期首开了女声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的乐坛相对少见，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直接影响着八十年代的百合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等女声重唱组合的发展。
进入80年代，面对时代飞速前行的脚步，民歌的发展已远离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与此同时，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代表新生代 唱片业者的滚石以一系列极具现代流行意识的专辑作品，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音乐时代。民歌时代极具影响力的歌手张艾嘉在转投滚石旗下后，由当时初出茅庐的罗大佑担任制作人，推出了《童年》专辑。虽然专辑中大部分作品依旧沿袭了民歌的曲式，但像《大家一起来》、《小天使》、《春望》等作品均以极富现代韵味的编曲、录音手法，给人以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滚石推出的陶大伟、孙越《朋友歌》专辑，虽然从表现上看是一张“玩票”形式的作品，但在音乐中他们却大胆地吸取了The Beatles的曲风，并唱出了“洋烟不比长寿，清茶胜过酒”（注：“长寿”为台湾生产的一种香烟）这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话题。这些作品无疑与民歌憧憬式的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为国语音乐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1981年，台语音乐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四月十一日，台语乐坛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陈达因车祸不治身亡。一个拯救文化流失的"陈达时代"就此宣告结束。但陈达却无可否认地影响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台语音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新人的沈文程以首张台语专辑《心事谁人知》，在乐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品中融入了国语、台语等多语素，在乐坛上首开了台语歌多元化尝试的先河，并成功地探索到了台语歌在流行市场上的潜在市场， 从而转化、开启了台语音乐商业化的先声。自沈文程、蔡振南之后陆续有洪荣宏、陈明章、江蕙投身于台语音乐的发展中，从而确立了台语音乐在台湾音乐市场上应有的地位。
1982年：黑色侵袭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的阴暗面也开始暴露于人们的眼前。粉饰太平的作品已无法再引起新生代歌迷的共鸣，大部分青年开始沉迷于西洋摇滚乃至于古典音乐之中。西洋音乐自60年代后，再度成为了乐迷们的宠儿。恐怕在哪个时代没有谁比罗大佑更令我们怀念的了。罗大佑毕业于台湾“中华医学院”，早在学生阶段就显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但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却是在接连遭唱片公司拒绝后，才得以在82年面世。专辑摆脱了以往民歌作品风花雪月的刻板语言，以现实社会重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题材，开创了批判写实作品的先河。在音乐上，他大量运用了西洋摇滚的表现形式，从而引发了国语乐坛最具意义的音乐革命。为了寻求音乐的整体感觉，他甚至能为了一个音色的处理，而远赴日本完成。同时，罗大佑在专辑中对民歌的现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不过如此……”。专辑的推出，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国语音乐的既定印象，并立刻引起了乐坛空前地关注。
民歌时代著名的词曲创作者邱晨，早在81年就曾提出“唱国语歌的合唱团，将带动今后中国流行歌，走向更精致的层面”，并在当时组建了台湾乐坛首支乐队--丘丘合唱团。邱晨试图以自己的作词、作曲，搭配乐队其他成员的演奏、演唱加以表现，使合唱团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创作单元。丘丘合唱团西洋电声乐器的演奏，突破了以往民歌轻柔的风格，是介于民歌和摇滚两大风潮之间的过度型音乐。1982年，乐队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乐队强劲的节奏，加之女主唱娃娃动感的表现，均给乐迷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丘丘合唱团在接下来推出《陌生的人》、《摇摇摇》后，1984年因乐队其他人入伍而宣告解散。在“丘丘合唱团”的带动下，先后涌现出了BOSS、印象等乐队团体。这其中印象乐队所推出的《摆开烦恼》、《路》、《空中火焰》三张专辑，均代表了当时乐队热潮中的经典之作。而这些乐团中也先后涌现出了徐德昌、王豫民、纽大可、翁孝良等一大批音乐人。
除以上这些团体外，木吉他合唱团成军于民歌热潮中，乐团由陈永裕、李宗盛、江学明、陈秀男、郑文魁等人组成，1980年，他们在《金韵奖纪念专辑》中以一曲《散场电影》而广受好评，但直到82年的1月，他们才真正推出了首张专辑《木吉他重唱专辑》，作品中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准，在当时无疑成为为数不多的受欢迎的民谣作品之一，但就在专辑推出不久之后，他们便因入伍服役而宣告散伙。
在台湾虽然歌者众多，但一听就能辨认的声音并不多，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她凭借《天天天蓝》专辑，迅速成为乐坛上备受瞩目的一员。其实，早在1981年，她的首张专辑《再见离别》就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天天天蓝》专辑更是创造了十几万张的惊人销量。作品中的古典韵味，加之她清亮、宽广的嗓音，充分表现出当时那种琼瑶、三毛式的浪漫情怀，并一举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制作（李寿全）最佳演唱（潘越云）最佳编曲（陈志远）三项大奖，被誉为民歌后期的隽永之作。
1983年：黑色狂潮
1983年11月20日，52%的台湾人用影片《浩劫后》来恐吓自己。其实号称人类最理性的错误又岂止是原子弹而已？与此同时，台湾乐坛也经历了自己的一次黑色狂潮。
1983年6月，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台播出，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台湾女性由此开始审视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时，有着15年歌龄的苏芮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搭错车》。专辑中，苏芮打破了以往女歌手苍白软弱、无病呻吟的既定形象，一身黑衣，将西洋音乐中的演唱激情充分地融入到国语作品中，那种源自肺腑的呐喊所创造出的撼动力，不仅在女歌手中绝无仅有，在当时整个流行音乐界中亦属先驱。
罗大佑是导演这场“黑色革命”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其实早在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中，他就已把这种音乐发展方向遇见性地呈现给了乐坛，只是这种势头在83年来的更为迅猛而已。在筹划《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时候，由于上一张的成功，使得歌迷对《未来的主人翁》抱有了极大的期望。而这张堪称罗大佑音乐历程中最为精致的一张作品，也正是在这种期待与压力下“出炉”的。罗大佑通过对特定物象的描写，刻画出一幕幕经过敏锐观察剖析后的台湾社会现状。作品在内容上较之以往来得更为犀利与尖锐。
纵观83年乐坛上民歌阵营中成功的歌手，强烈的个性化声音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崛起于民歌时代的郑怡，虽然那首《月琴》早已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直到83年推出《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她那纯净而又略带民谣味的声音才真正传遍了大街小巷，在这张作品中网罗了活跃于现今乐坛，而当年才崭露头角的多位创作者，如李宗盛、小虫、郑华娟等，尤其是小虫创作的《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将郑怡声音清亮剔透的特色展露无遗。沉寂多年的邓丽君也凭借着《淡淡幽情》专辑，赢得了不少乐迷们的喝彩。专辑题材以中国古诗词为主，由刘家昌、梁弘志、潭健常、黄沾、陈扬等人配以音乐。邓丽君那细细柔柔的嗓音，用来诠释这样中国风味的小品式歌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984年：动荡后的蜕变
1983年，罗大佑和苏芮领导的“黑色狂潮”把整个乐坛“闹”得沸沸扬扬，1984年，他们的转变也着实令人们吃惊不小。由于罗大佑前两张作品中饱含的极为浓厚的社会责任感，早已被歌迷们定位为批判歌手，因此，当84年的《家》专辑一面世，立刻引起了歌迷们的一片哗然。人们争论最多的就是他风格“温馨化”。在专辑推出后不久，罗大佑离开了这个被他称之为“家”的地方——台湾。而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之后了。因此《家》专辑可以算是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宣告着前期的黑色狂潮告一段落。黑色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苏芮在84年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蓦然回首》，由于上一张作品的成功，使得苏芮已然成为乐坛共同的期待，期待她能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新的局面。作品大胆地抛弃了以往成功的框架，尝试着以不同的曲式及不同的音域来展现苏芮更多样的面貌。《蓦然回首》专辑完善了苏芮多元化音乐主题，与罗大佑的《家》相比，苏芮的转型获得了歌迷们更多的掌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残留在人们心中的女性温柔的既定形象。
早在60年代及80年代初，台湾年轻人已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但真正在国语歌曲中加入摇滚曲风，面对广大以旋律化作品为主的听众群，歌手们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80年代初，罗大佑、苏芮都曾潜移默化地在作品中融入摇滚曲风，但“摇滚”对歌迷而言却依然是个陌生的字眼。1984年乐坛新人薛岳推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摇滚舞台》。作品在乐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场波动所带来的市场承受力却极是为有限的。在当时，一般人对于“摇滚”两字的陌生及却步远比好奇来得大。
虽然民歌运动已渐入了发展的末途，但我们依旧无法否认诸多民谣歌手的努力。他们正努力地以自己的执着来维系民歌的衣钵。在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作品莫过于蔡琴的专辑《此情可待》。在这张作品中，身为飞碟唱片老板的吴楚楚亲自为其写歌，并担任唱片制作人。《最后一夜》、《读你》、《油麻菜籽》等作品，充分展现了蔡琴那低沉而优雅的声音特质。专辑在音乐上并没有单纯地承袭民歌曲风，而是适量地融入了流行曲式。这一微妙的变化，无疑成功地缔造了蔡琴自《出塞曲》后，事业的另一个颠峰。与蔡琴一样，在作品中讲究艺术气息的齐豫，在沉寂了两年后转投到了滚石旗下，而此时原来与她合作的著名制作人李泰祥亦在此时成立了“泰祥音乐工作室”。1984年，他们再度联手，推出了齐豫的第四张专辑《有一个人》。与《此情可待》相比，齐豫的这张作品更富有艺术色彩。
此外，1984年排行榜机制首度步入了台湾音乐界。这无疑为竞争中的国语音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85年：明天会更好?!
1985年随着台湾当局深入打击“竹联帮”等黑社会组织的“一清专案”的开始而揭开了序幕。同年四月，联合国宣布：现今全世界存有五万枚核弹头。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属这种能把自己家园毁灭几十次的“自杀式武器”，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凡人又该做什么呢？
自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当局颁布的“戒严令”中对于文化的种种限制，就长期无情地扼杀着流行音乐中的自由创作之风，无形中铸就了早期国语歌曲在形式上的刻板表现。1985年10月25日，适值“台湾光复4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 历史时刻，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自发组织、汇集了台湾、香港、新、马等地区的六十余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了一首呼唤民众的公益性作品《明天会更好》（词：集体创作，曲：罗大佑，编曲：陈志远）。这其中包括齐豫、李宗盛、苏芮、黄莺莺、童安格、周华健、费玉清、潘越云、蔡琴、文章、巫启贤、蓝心湄、甄妮、娃娃、郑怡、杨林、齐秦、张清芳、王芷蕾、李碧华、林慧萍、江蕙、陈淑桦等当时著名的歌手。
作品推出后在华人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就在作品所宣扬的和平与关爱在社会大众中渐入人心时，这次义举却变成了被政客们所利用的宣传手段。年终，在台湾“大选”中，国民党公然地利用歌曲，打出了“要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旗号，不知情的人们，自然为歌曲贴上了政治歌曲的标签，虽然“明天会更好”是一次集体自发组织的义举，但最终所有“被政治利诱”的职责均落在了远在美国的曲作者罗大佑的头上。就这样，一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不得不在欺骗与被欺骗的种种困惑中草草收场，也造成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大的误会。
至此，民歌运动告一段落，民歌运动无疑大大推动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在民歌运动中涌现出大批优秀音乐人，包括罗大佑，陈志远，李宗盛，庄奴，古月（左宏元），李寿全，李泰祥，李健复等。以致到80年代末流行音乐能达到高峰期。